游历欧洲之后，康有为相信，德式君主立宪制度对德国的工业形成了强大的支持，有利于德国实力的继续上升，而这恰恰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榜样。

在法的美德中，人们尤其重视法的正义性。参见（北齐）魏收撰：《魏书》卷八十八，《窦瑗传》，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，第1293页。

在当今世界，法理也是国家维权斗争的武器。[82]〔古希腊〕亚里士多德：《政治学》，吴寿彭译，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，第199页。一切治国者，无论是作为个人，还是作为机构，都必须随时准备接受法律的评价并须为违反法律而承担责任。法理学是对法律原则的基础性研究，包括哲学、历史社会基础和对法律概念的分析。[61]（汉）司马迁撰：《史记》卷一百三十，《太史公自序》，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，第2492页。

不仅要合乎私人良知（同情、友善、博爱），还要合乎公共良知（正义、平等、自由、人权等）。[171]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（第二卷）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12页。一旦能建立公议政院，不需百年时间，即可巩固联邦。

[47] 综上所述，康有为显然认为德国是万国竞争时代的佼佼者，其宪制有利于赶超先发展的强国，实现后来居上。国际体系处于流变之中，霸权不断发生更迭。他先是主张联合英国，在1898年1月2日其代康广仁作的《联英策》中，康有为进一步分析了联英的可行性，指出英国在历史上多次出手平衡欧洲大陆列强势力，中国也可以借英国之力。在1907年《示留东诸子》一信中，康有为即预测他日欧洲一统必在德矣。

但是在民初的两次君主复辟失败之后，这一思路已经成为空想。具体展开，即为先自弭兵会倡之，次以联盟国缔之，继以公议会导之。

君主制还是共和制，联邦制还是单一制，政教合一还是政教分离，这些关系到国家基本构成的问题，都称得上重大的宪制问题。考虑到康有为常常倒填日期，显示自己有先知之明，他在船上是否真的想到了土耳其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至少可以表明1899年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在回顾往事之时，作出了这样的联想。[18] 列强之间的协商降低了欧洲大陆的战争风险，使得各国有可能将精力转向海外殖民扩张，加快对非西方世界的占领和瓜分，并以欧洲文明为模板，设定普遍的文明标准(standard of civilization)。大国夹缝之中的小国往往无法抗拒机运与强力，缺乏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宪制和发展道路的空间。

思考内外问题的中国近代思想者为数众多，但借助经学话语建构起整全的理论体系，以系统解释乃至预测五大洲各国内外关系变迁的，康有为是第一人，也是最后一人。1919年创建凡尔赛—华盛顿体系的列强却已经没有政制上的共识，它们所创建的新的协调关系也是高度不稳定的——对德国的羞辱和报复，导致了后者复仇心理的潜滋暗长。[62]这一论证与英国宪法学家白芝浩(Walter Bagehot)对君主立宪制的辩护高度接近。康有为处处贬低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的政治思想成就，将其视为致乱之源。

[38]康有为：大同书，载前注[21]，姜义华、张荣华编校书(第七集)，第132页。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，固结英、美、日本三国，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，诚天下苍生之福矣。

联邦制或许能比三代之制更好地解决合并各国过程中的礼仪的问题：其制各国独立，保其尊崇而不干其政，各国小君主或王或公侯皆与各大国平等，即与德帝亦平等，此其便人之归合甚矣。至所见世，天下远近大小若一。

但自立军在张之洞的镇压下失败，康有为设想的政治联盟也失去了可能性，八国联军通过大国协调瓜分中国，成为其担忧的前景。[6]参见〔埃及〕萨米尔•阿明：《不平等的发展》，高?译，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，第34页。[27]他甚至想把美国也拉进来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很容易会受到广告的影响——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掌握了话语权，有更多的资源来塑造自己的宪制的良好形象。在他看来，德国将是当下的维也纳体系的终结者。普鲁士是联邦建立的重要推动力，其他各邦，领土和人口都比普鲁士小得多。

康有为当然不清楚后世学者对这个国际体系的命名，但这丝毫不影响维也纳体系成为其思想的情境(context)与写作的主题。梁顶住压力，在日本长住下来。

康有为将威廉二世视为英主，他领导德国继续前进，国势蒸蒸日上。在1912年5月所作的《国会选举案》(即康有为为民国新国会起草的选举法建议稿)中，康有为将德国政制的精神界定为以国为重：法初选举时，天赋人权之说盛，则以民为主。

对迎立君主于外国的强调，也暗含着对于革命派诉诸于满汉民族矛盾的回应：即便对于汉民族主义者来说，拥有一个满人虚君，也不是坏事。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传统中，这一论题经常被作为内外关系的延伸来处理。

治理绩效不甚理想的法国，更成了康有为重点打击对象。[7]参见〔美〕伊曼纽尔•沃勒斯坦：《现代世界体系》(1～4卷)，郭方等译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89页。维也纳体系延伸到远东，其强度虽然有所弱化，但双边的磋商、多边的会议以及其他种种外交渠道，使得列强仍然可以时时交换对殖民地事务的看法，协调彼此的利益，减少直接冲突。[66] 在这里，读者可能会碰到一个历史分期的问题。

[31]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：《戊戌变法档案史料》，中华书局1958年版，第15页。[32]参见康有为：致李提摩太书，载前注[21]，姜义华、张荣华编校书(第五集)，第7页。

[56]前注[39]，康有为文，第448页。国际法的欧洲性正在逐渐消退。

但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中探讨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国内宪制关系，仍将牵涉到历史行动者对文明程度高低的判断。今各国从之，盖时宜也。

当日晚上，康有为与杨深秀、宋伯鲁等人商议上奏保荐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，并调袁世凯入京[40]康有为：奥政党考，载前注[21]，姜义华、张荣华编校书(第九集)，第293页。他深度参与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与1917年的张勋复辟。而欧洲人的常见做法，却是迎立君主于外国，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，比利时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、塞尔维亚、希腊、挪威的独立都采用了这种做法。

当然，中国自己有造新公国的历史经验，即所谓的三代，但对康有为来说，更鲜活的历史经验，是由德国的统一和联邦制所提供的。第二，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及其失败，导致中国进一步碎片化，军阀之间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，一个军阀打出复辟旗号，会被其他军阀认为有统合众人之志，因为触及到其他军阀的既得利益，很容易导致群起而攻之的局面，因此很难打造一个支持君主立宪的军事联盟。

武昌起义的发生打乱了康有为的阵脚。[47] 综上所述，康有为显然认为德国是万国竞争时代的佼佼者，其宪制有利于赶超先发展的强国，实现后来居上。

霸权结构一旦形成，即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，直到新的霸权竞争者溢出既有的霸权体系，重设国际体系规则。然而康梁的秦庭之哭并无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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